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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年1月3日，都灵。尼采出门寄信或散步……一个马车夫正和他那倔强的马较劲。不管怎样驱策，马就是纹丝不动。马车夫不耐烦了，挥起鞭子向马抽去。尼采走近围观人群，制止了这残忍的场面。马车夫气得七窍生烟。身材魁梧、蓄着大胡子的尼采，突然跳上马车，甩开胳膊抱住了马脖子，开始啜泣。邻居把他带回了家，他在矮沙发上躺了两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直到最后喃喃道出了此生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我真傻。’在母亲和姐妹的照顾下，尼采继续活了10年，脾气温和，神志不清。至于那匹马，我们一无所知。”

　　首部长片《居巢》里，年轻夫妇拉西和艾伦因住房问题陷入困境，他们希望得到一间公寓，逃离父母家窒息的氛围，徒劳地围着售房处打转。《异乡人》的主角，是一个被朋友戏称为“贝多芬”的小提琴家，游走在不同的女之间，影片采用非职业演员，现场即兴对白和手持拍摄手法。《积木人生》里的夫妻，虽然拥有舒适的公寓和两个孩子，却在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中彼此折磨。一天，丈夫打理好一切，离开了家，想去海外工作赚钱，或许一年内就能买一辆车。他突然回归后，购入了一台有18道程序的洗衣机。“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妻子在理发店里感叹青春的逝去。

　　到1988年拍摄《诅咒》时，33岁的贝拉·塔尔已经接近一个面目清晰的大师了。从这部影片开始，他再未使用彩色摄影，对白减少，肃杀的场景高度风格化，镜头虽然漫长，但充满变化的摄影机运动，不断揭示人物的精神状态，以及人物与空间的关系。矿场的浓雾里，索道上的车厢在空中逡巡，仿佛幽灵马车；镜头在下雨的门廊前缓缓横移，工人们的群像，隔着雨水浮雕般涌现。雨水与废墟空间的呈现，很难不让人想到同样来自东欧，同样严肃而早熟的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

　　纪念塔可夫斯基逝世30周年时，英国著名电影杂志《视与听》将贝拉·塔尔列为老塔最忠实的追随者。这种将老塔和塔尔并称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河北传媒学院的活动海报上。有趣的是，或许是为了消解“影响的焦虑”，贝拉·塔尔列出的个人影史十佳榜单中，刻意没提老塔的名字。在一次采访中，他强调，与塔可夫斯基具有浓重的东正教背景不同，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都灵之马》就是一个逆向的创世纪故事，《圣经》开篇，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休息，而影片中的这对父女用六天的时间，见证世界渐趋毁灭。

　　真正令贝拉·塔尔声名鹊起的，是继《诅咒》之后，长达7小时19分钟的《撒旦探戈》。1994年，这部影片的上映，已成为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精神事件。美国知名影评人乔纳森·罗森鲍姆撰文称，《撒旦探戈》用整整一个小时呈现的一位迷失的老医生孤独活动的段落，以及这部四百多分钟的影片的任何段落，一点也不显得乏味或自我放纵，这部影片的长度，完全贴合想要表达的宏大主题。苏珊·桑塔格则表示，她愿意在有生之年每年重看《撒旦探戈》，因为这部作品的每一分钟都极具破坏性，让人如痴如醉。

　　贝拉·塔尔作品风格的严酷，与他对待朋友和年轻人的热忱，形成了有趣的反差。不拍电影之后，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电影教育上，他在全世界讲座，和年轻的电影人交流。凭借《索耳之子》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和戛纳评委会大奖的导演拉斯洛·杰莱斯，就曾是他的助理，其他著名的学生还有日本的年轻导演小田香。2011年，贝拉·塔尔在萨拉热窝创办了名为 “电影工厂（Film Factory）”的电影学校，在这里实践他心中理想的电影教育，虽然四年之后就因经营问题关闭，但他现在一半时间还是选择住在萨拉热窝。

　　2017年，贝拉·塔尔第二次访问中国，受邀担任FIRST青年电影展的训练营导师，宋一然担任他的翻译，之后一直保持联系。“我觉得贝拉身上有一股狠劲儿，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但他对他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一定会‘竖中指’。这种东西和他拍电影很像，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在拍东西了，还拿过奖，但是后来他去考电影学院，却被学校以‘你不能拍这样的东西’为理由拒绝，他没办法只好去船厂工作，他的腰伤也是那时候就落下病根的。”宋一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贝拉·塔尔的编剧合作者拉斯洛是一个中国迷，出版过与中国有关的小说《西王母下凡》。塔尔本人随着近年数次来访，也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我觉得在中国无论去体验什么，都能看到一些非常精美的画面，包括吃饭的时候，有些美食我都不敢动，我感觉如果开始吃，就会破坏它，人们穿的衣服，那些传统的服装也非常有美感。”贝拉·塔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大国，但是我们在这里会发现，很多细节都很温柔，让人觉得舒服，中国人也很友好，热情。”

　　已故的青年导演和作家胡波，是贝拉·塔尔在中国的学生。胡波正是以《大象席地而坐》申请了FIRST2017年度的训练营项目。即使塔尔本人，刚看到这部影片时也产生过“为什么让我看4个小时”的疑惑，但随着影片展开，贝拉·塔尔渐入佳境，看完之后非常喜欢，把胡波选进了训练营。《大象席地而坐》深受《鲸鱼马戏团》影响，训练营期间，胡波完成的短片《井里的人》也是塔尔最喜欢的作品之一。2017年9月，贝拉·塔尔在武汉大学作交流时，胡波专程飞到武汉，和他谈论正在筹备的第二部长片。塔尔喜欢他的新作，愿意担任监制。没想到一个月后，噩耗传来，胡波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2016年3月，贝拉·塔尔第一次访问北京电影学院时，发言说：“一个真正的导演不会遵守规则，因为他想通过自己的眼神拍下这个世界。他有一种激情，就是他唯一的目标是，他想和他的观众一起分享他眼里的世界，我比较欣赏这种人。我比较喜欢这些只想直接地、很坦白地向我们表达他们看法的电影，我比较喜欢他们的电影给我一个巴掌，这是匈牙利的说法，就是被震撼的感觉，前面麻木，突然醒来的感觉。我认为一个导演最大的任务是找到他自己的语言，然后无论怎么样，他与电影市场产生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仿照戈达尔的句式，或许可以说，严肃电影始于1928年德莱叶的《圣女贞德蒙难记》，止于2011年的《都灵之马》。电影或广义的活动影像诞生之后，纪录与娱乐，是它最核心的两大功能，时至今日，人手一台的智能手机，以及最近十年最有代表性的媒介形式短视频，正延续和加固着影像的这两项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严肃电影指的是电影追求艺术的纯粹性、完整性的努力向度。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艺术电影和娱乐电影有着绝对清晰和本质化的界限。但贝拉·塔尔的息影，不仅是出于他个人精神坐标的闭合与完成，也无意间与数码化、流媒体开始大行其道的时间相重合。

　　贝拉·塔尔答道：“看懂我的电影，并不需要经过什么专业训练，我们应该用心去看电影，而不是用脑子一直去分析。电影其实没那么复杂，你们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你们看到的是什么，电影表达的就是什么。电影并不完全等于故事，现在很多做电影的人觉得，讲一个故事是最重要的，每一个镜头里都得有一个转折点，发生特别多事情，然后到下一个镜头。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这样发生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空间和一定的时间里，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一切细节都是有意义的。”